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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一天一早,    爱立就陪着铎匀到邮局里，买了四十一张邮票，俩人考虑到,    可能对方处境窘迫，连一张邮票都很难凑到,    索性就往每封信里，都塞了一张邮票。

    还有一张单独的邮票,    贴在了寄给谢镜清的信上。

    等把信寄出去,    樊铎匀又给姐姐的婆婆汇了一百块钱过去，这是姐姐在信里提前和他说好的，让他如果寄钱的话，就寄给她婆婆,    让她婆婆转交给谢镜清。

    免得钱最后到不了当事人手上。

    从邮局里出来，爱立望着头顶的阳光，忽然就想起来在青市的时候，和谢镜清见面的那一次,    轻声和铎匀道：“当时他佯装成京市工业局的同志,    来见我的时候,    看着还挺年轻，我当时还猜测,    他这个样子，再为国家工作一十年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”

    现在断了腿，能不能活着离开京市，都是个问题。

    生的时候，还可以谈论恨不恨的问题，现在这个人可能即将丧命,    爱立心里只剩下唏嘘了。

    她没有提名，没有提姓的，可是樊铎匀一听就明白，她说的是谁，和她道：“他本来身体确实很好，他们那时候的医学生，都很讲究强健自己的体魄，不然值夜班或碰到大手术的时候，熬不下来。”

    缓了一会，又补充道：“三叔底子在那里，稍微喘息一会儿，就能恢复过来。”

    沈爱立忽然出声问道：“真的可以吗？一个断过腿的人，真得还能恢复到原来吗？”

    一个坏了的心，还能恢复到原来吗？

    她的眼睛里有一丝茫然，其实从乍然听到谢镜清断腿的消息，这件事就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踞着，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谢镜清的遭遇，还是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，而觉得惊诧和灰心。

    一个在公共卫生领域，有过杰出贡献的研究者，因为思想上的分歧，而被一群人活生生地打断了腿？

    他所经历的刑罚，让沈爱立想想，都觉得不寒而栗。

    她的茫然既是对事件本身，也是对这个时代。政治的狂热，难道就能泯灭一个人的善心和良心吗？这个疑问，早在刘葆樑和她师傅被押在批判台上的时候，就在她的脑子里闪现过，但是很快，一波又一波的高压和狂飙，将她的疑问压了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，人在艰难的时代里人如何自保和生存？

    樊铎匀温声道：“会的，他是谢家的儿子，他的哥哥是谢振，他的意志力理应像军人一样坚毅。”这话，樊铎匀不知道是说给爱立听，还是说给自己听？

    谢家对他和姐姐一直多有关照，远的不说，就是前次他在海南出事，谢三叔不仅亲自去医院过问他的病情，还在他回汉城以后，给他寄了许多药材。

    谢三叔落难，于情于理，他都该伸手帮忙。但是除了钱，他想不出来，自己还能做什么？

    直到爱立说出了“写信”两个字。

    这时候，重要的不是信的内容，而是寄信这件事本身。

    一周以后，这封信到了何姐手里，何姐给谢镜清送饭的时候，带了过来。一进病房门就笑吟吟地道：“镜清，今天有封你的信，你肯定猜不到是谁寄来的？”

    这段时间，在医院里睡得安稳了点，谢镜清的精神也恢复了不少，笑着问道：“是芷兰吗？还是森哥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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