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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国棉一厂预备成立革命小组的事,很快就在厂里宣传开，宣传单还是章序瑜写的，明确规定革命要符合中央新发放的《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》里头的精神,在八小时工作之外搞革命，为了提高门槛，要求入选人员必须是厂里的先进生产分子、劳动模范和出身“红五类”家庭。

    齐炜鸣是组长，李柏瑞和工会的孟小蔓担任副组长。

    齐炜鸣来问爱立是否要加入的时候,爱立拒绝了,和他道：“师傅,我也不瞒您,我算不上‘红五类’，我妈妈建国前在国统区工作过,我哥哥戴过□□的帽子。我当时能入党，完全是刘书记照顾。”

    齐炜鸣点点头，“刘书记确实是个好人，”又问爱立道：“那你有没有推荐的人选？”

    爱立倒也没藏着掖着，如实道：“师傅，我们部门的金宜福、林青山都挺好的，他们以前当学徒的时候，都挺不容易,但是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。另外,车间工人是不是也要选几个？”

    齐炜鸣回道：“当然，工人是主力军，不然大家都不会服气。”他也听出爱立的话音,越是先前在厂里受压迫的，这时候越要抬出来。

    这次谈话过后，不到一周,国棉一厂的革命小组就正式成立了。在1967年3月，国棉一厂革委会成立之前，负责领头和维持了国棉一厂的革命工作，齐炜鸣尽可能地将批判控制在对个人品行和业务能力两个方面，严厉禁止了武斗。

    但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，大环境对国棉一厂的影响还是挺多，首先是人事调动上的变革，许多人因为出身问题，无法担任更重要的工作。其次是机构的改革，随着刘葆樑书记被批判以后，党委组织已经完全瘫痪，9月底的时候，爱立又得知工会也要停止一切活动。

    这个消息，她是从孟小蔓口里得知的，彼时爱立刚凑了三张布票，拿过来还她。

    就见工会的人都在收着东西，个个满腹牢骚的，“让回家等通知，谁知道哪天给通知？”

    “是啊，到时候把我们往车间、茶炉室、理发室一塞，我还不如实习期的工人呢！”

    “就是当车间操作工，一站一天，还要熬夜，我也受不住。”

    大家絮絮叨叨的，爱立走到孟小蔓的工位，见她也正埋头收着东西，脸上表情不是很好，忍不住轻声问道：“小蔓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们要换岗位吗？”

    孟小蔓见是爱立，还有些意外，苦笑道：“现在工会被扣上‘福利组织’的帽子，各个工厂都要取消工会，今天通知我们停止办公了。”孟小蔓说着，有些后怕地道：“还好我被吸收进革命小组去了，不然我现在和被精简掉也差不多。”

    爱立安慰她道：“不会的，你这么能干，就算不进革命小组，厂里也会把你安排到别的岗位。”因为学习小组的事，爱立和孟小蔓接触了几回，觉得这个姑娘上进努力不说，还特别有眼力，俩个人也渐渐成为了朋友。

    孟小蔓却没有这么乐观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现在中学生们都停课闹革命，不知道多少家长急得上火，想把孩子们塞进工厂里来呢！她高中毕业就进了国棉一厂，无门无路的，能占一个坑就已经是万幸了，不敢多想别的。

    又和爱立叹道：“我现在想，还不如当初去车间当工人呢，争取当劳模的概率还大些，你还不知道吧，今年舒四琴被省里选中，作为劳模代表去京市参加国庆观礼呢！”

    这事，爱立还真不知道，笑道：“那下回看到舒大姐，还得祝贺她一下。”

    孟小蔓想起来道：“对了，舒四琴成为轮班工长，还是你提的吧？你以前不是担任过清棉车间的主任？”

    爱立点头，“是，舒大姐工作一向认真、勤勉，业务能力也扎实。”

    孟小蔓却提出了另一个看法，“也是她运气好，要不是遇到你，清棉车间可没她出头的机会，前头那个林青楠和朱自健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王恂、钟琪，哪个不在她手上吃过亏。”也就爱立是个直性子，宁折不弯，硬生生把朱自健搞了下来，不然换谁当清棉车间的主任，都没有舒四琴出头的可能。

    爱立只是笑笑，没有接过这话茬。倒是想到，等舒四琴从京市回来，大概也会带来一束革命的火把，就不知道这把火朝什么方向烧了。

    ***

    四年后。

    1970年的9月15，刚好是中秋节，爱立夫妻俩一早就拎着月饼到了南华医院家属院，在门口看到了刘婶子家的孙女安安带着三岁的沈维君在看蚂蚁，很有耐心地和她解释道：“小君宝，你看，蚂蚁找到了一粒米，是不是我们小君宝刚才从嘴里掉下来的那一粒啊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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