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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尽管觉得委屈，他还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，一个月守着600元钱的死工资，和同样不富裕的妻子守着一个家庭。进入新世纪，国营企业改革的余波让单位面临破产，八个月发不出工资，债主天天上门要钱。

    　　突然，单位在拆除厂房时意外发现一颗珍贵的翡翠，厂长因此策划了一个以翡翠为中心的工艺品展览，由于单位没钱投保，就让他来负责展览的全程保卫工作。于是，这个好人脸上的焦虑神色更加凝重了。

    　　他就是影片主人公包世宏。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现代社会中年男人的特殊代表。

    　　包世宏是一个好工人。他在单位本分守纪，恪守职责，对昂贵的翡翠从没打过主意，可以说是厂长唯一信赖的人。他坚守着现状和可能好转的生活希望，虽然“捡个烟屁股也捡不出个红塔山”，虽然展厅设置在一个寺庙的香堂里，“连门都关不拢”，四处都是盗贼可以进出的缺口。

    　　但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接受了看护翡翠的重任。他和三宝在放置翡翠时，三宝说：800万，刨了税我得中两次大奖啊！他却说：在我这里就值4800。

    　　三宝说：我给你8400，你把它给我嘛！包拍了三宝的脑袋：你娃儿鬼迷心窍。他简直就是单位的防盗门和保险柜。

    　　在看护过程中，他用尽心机防贼来偷，当他发现翡翠被掉包后如雷轰顶寝食难安，他对掉包嫌疑人、自己的得力助手三宝大打出手；当翡翠失而复得时他欣喜若狂。全单位只有他一个人对把翡翠视若生命。

    　　后来，厂长老谢把翡翠和公司卖给房地产商冯董，全厂人都喜笑颜开地欢迎新生活的到来，只有他怒斥老谢的“出卖良心”“出卖全厂上下老老少少”；也只有他守护着国企职工敬业精神的最后堡垒，保守而偏执地维护着国企的最后尊严，但日薄西山，他的守护注定是孤立无援的。

    　　包世宏是一个老好人。人到中年，看不出他还有什么伟大理想，除了随身系着的公安皮带表明内心仍存警察情结，曾经的梦想早已成空。他对爱人真情真心相待。他对朋友也重情重义，他怀疑是三宝掉包翡翠但拒绝报警，他考虑的是朋友及其家人的未来。他对外也不惹是生非。当他撞坏了四眼的宝马后，四眼骂他打他他都不还手，对八千元的索赔也没有讨价还价。他需要用玻璃杯拔火罐，对两个成天在嗑瓜子发短信的旅店服务员的呵斥也只能忍气吞声。

    

　　他很自信，刚开始他把所有的贼娃子都不放在眼里。从头至尾他所有的判断几乎都是错误的：他“兵不厌诈”设计的“高压有电”挡不住小军黑皮的绝缘鞋的跨越；他“高灯下亮”却与盗贼相邻而居；他以为是“棒棒军”替贼望风错误地进行“敲山震虎”；

    　　厂长儿子谢小萌夸他“有你包哥罩到起神仙也拿不走”便打开展柜让谢轻易掉包；三宝上京“兑奖”他以为是三宝对翡翠掉了包，后来不问青红皂白把三宝痛打一顿；他一直误以为麦克是四眼派来盯梢防止他欠5000元钱逃跑的；……尽管屡屡犯错，他还是对自己的智商很自信，经常用自己所学的刑侦知识来判断形势。他瞧不起警察所谓的“文明执法”，说什么“包一包白灰往脸上一糊”，后来他在电梯里对付麦克就是这一招，也是他唯一成功的一招。可以这样说，包世宏对盗贼的胜利不是智商的胜利，也不是“专业”的胜利，而是敬业精神和执著的胜利。

    　　包世宏所面对的一切困境，百川归海地聚焦于他的前列腺炎症。它因一切而生，一切也因它而存。

    　　不止是包世宏，其他的角色同样的也很有代表性。

    　　李易越想，越觉得，可以拍这部片子出来玩一玩，轻松一下。

    　　当然了，《疯狂的石头》其实还真的未必就那么好拍了，首先，这部电影，是多线叙事。

    　　众所周知的，多线叙事，如果拍不好，那真的会是一场灾难，因为本身多线叙事，就更考验编剧和导演的功力，你必须把故事捋的非常顺畅了，然后还要在多线叙事的风格下，不出现紊乱的情况。

    　　要让观众，当这些线条汇聚的时候，恍然大悟，才可以。

    　　当然，对于现在的李易来说，的确不是什么大问题。

    　　《疯狂的石头》虽然上映的年代比较早，但是李易看来，哪怕是放在这个时代，其实也依然不过时，包括那些笑点。

    　　只能说，这部电影，其实出现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兼具了天时地利人和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国内的市场并没有那么大，所以，最终电影，虽然也获得了不错的回报率，但是实际上，电影的潜力远不止如此。

    　　这一点从后来的，各种方言版本大行其道就可以看的出来，放在这个时代，那绝对是大杀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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